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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柳基古城,话百年沧桑

2014-10-30 16:20:11 作者: 来源: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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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 在山岭连绵的剑河县南加镇柳基村,有一座清代遗留的古城垣,现在叫:柳基古城。城里现住有170多户农家,村子周围绕着一道1900多米的石城墙,城墙上分布着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和5座炮台,这显然是冷兵器时代的一座军事城堡。

        古城原名“柳霁分县”。始建于清朝雍正十三年(1734),乾隆三年(1738) 正式行使分县的军政职能。这里是清政府对清水江流域三千里苗彊施行了武力式“改土归流”后,为有效管理苗彊而设的一座分县城。村里人都知道:清朝时城内南部三分之一的地盘是兵营,中部是县衙和千总府所在地,现在还有规整的石阶。北门外是百姓住地和商品交易场所,慰文书院也在北门外。关帝庙遗址、尼姑庵遗址、甘棠遗爱碑、创建蔚文碑等文物古迹亦为村里人熟悉。民国二十五年(1936)分县撒消后,古城演变成一个偏僻的小山村。

        纵观“柳霁分县”行使职能的200年历史,留连于那段起伏的岁月,生出些许感慨来。

        经考证,咸丰初年(1851),分县城经过100多年的发展,已成为方圆百里有名的千家寨:城墙内是县衙、兵营、粮仓、千总府、把总府所在地,约有20来户大户人家住在城里,而近千户的平民和商人住在东南北三个城门外。这里曾兴盛一时

        分县的统治者在这片因地势陡峭而影响生产能力,使这一辖区显得贫瘠的土地上,为满足自己升官发财和不断增长的财政需要,不断加重苗民的负担,以至不甚重负,引发一场苗族反抗持续18年的战争,几乎毁掉柳霁县城,结束了古城兴盛的局面。

        据《剑河县志》记载:在清朝设官置治之前,清水江方园三千里苗彊属“管外苗族地区”。虽在清朝版图内,但不受朝庭的统治,于是云贵总督鄂尔泰、贵州巡抚张广泗于雍正七年(1729)借“改土归流”之机实行武力征服。雍正十三年又一次对武装反抗的苗彊进行血腥清剿。柳基古城就在这一时期修建,那坚实的城墙是防止苗民造反的保护屏障。

        乾隆年间,为缓和民族矛盾,统治者实施了一系列的休养生息政策,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,出现了(1740—1850年)100多年的和平稳定时期。这一时期,在柳霁城外人们修官道,架桥梁,建寺庙。城内开社学,建慰文书院,修观赏性的荷花池,修乐育亭等。作为一方政治经济中心,只要社会稳定,走向兴旺是一种必然。

        象历史上任何朝代一样,长时间的稳定,在老百姓不能监督的封建政府里,会在无形中助长统治者骄奢腐败的习气,出行的官员、派出的公差随时随地都在派民夫,收受银两。《清实录·宣宗实录》写道:“贵州苗彊地方派夫折价扰累太繁,每遇地方官公出,牌饬土弁拘集,苗民数百名守候供役,从未给以佣价。又其甚者,官无他出亦每日令土弁按户轮流出夫,或百名,或百余名,定以额数折交夫价。土弁、差役共分其半,地方官安坐衙署收其半。土弁借此分肥,甘任驱使,苗民深受其累。”《世宗实录》又写道:“苗彊有事,多由于兵役之扰累”,“苗人呑声饮恨,遂呈邪谋。”云贵总督胡林翼在《论东路事宜书》描写当时的苗民生活:“终日采芒为食,四时不得一口粟入口”。“为盗而死,忍饥而死,等死耳。为盗可以赊死,忍饥则将立毙”。乾隆年间实行的是“新彊各地贮米都于各汛就近采实。”到嘉庆、道光后,“采实”变为“无偿征米”,至咸丰初年更苗人将军粮折银交纳,“提押追征,狱为之满”,使苗人“自掘祖墓,取先人含敛之物折价矣。”(《贵州通志·前事志》)。始于咸丰五年的苗彊全境十八年大反终于在这种条件下爆发,张秀眉派李洪基领兵,用半年时间打下清江厅城后,顺清水江而下,攻打柳霁城。因攻城兵力不足,武器差等原因,与城内清军相持三年。咸丰十年(1860),苗军增兵增炮围攻柳霁汛城,三个月破城而入。
古城地势险要,北临清水江,南靠甘棠山,东阻深溪,西隔大弯,易守难攻。坚固的城池终究挡不住苗军的攻势,纵然守城士兵非常善战,也耐何不得燎原怒火。长时间的战斗,使守军在极度饥饿与疲劳中失去了抵抗力,外无援兵,内无粮草,破城时全部战死。城内居民抱着千分之一的希望,涌向东门逃生,结果是斩尽杀绝,给历史留下残垣断壁和东门外的“万人坑”。后人为纪念这段历史,留下了今天当地流传的《破城歌》:“十二南旁起的意,一心要破柳基城,二十七日探息好,二十八日来破城,车也驻扎四方井,两边驻扎苦竹林,城外的人懒守夜,城内的人懒敲更,懒敲更来懒守夜,随之垒垒杀进城,师爷看事事不好,一脚文书上黎平。…”

        苗民的大规模反抗最终被镇压下去了,但官府是不是会对这一历史好好反思呢?当然官方的文件看不到反思的文字,只说是“生苗为盗”。城内留存重修关帝庙的碑文《永远流芳碑》也以官方角度简略记载:“自咸丰初年,苗匪猖乱,迭次攻扑城垣,兵民屡战屡捷,赖神灵显应也。旋因外无援兵,内无行粮,强壮者奔于军营,弱者逃于四方,孤城无守,以致失陷,房屋庙宇概被烧毁。同治年大军进剿,黔省始平,居民方归。”
不能说官方无反思文字记录,就说官府无恐惧心理,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有所收敛的,同治十三年(1874)贵州巡抚曾壁光为长治久安计,向苗民让步,制定免夫役条例公布于众。可是官僚们随着时间的推移,渐渐好了伤疤忘了痛,二十年后,苗民又处在沉重的盘剥之中,苦不堪言。光绪八年、光绪二十年(1894)苗寨翁座等村民众将曾壁光的公文勒石刻碑立于寨侧,以示反抗,这就是有名的《例定千秋碑》。

        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总是从治世到乱世循环着,的确很无奈。柳基古城的兴衰,苗民抗清的战事,只是中国封建统治长河中的一段缩影。

        中国的封建统治中,在改朝换代之初,统治者都知道老百姓在极端的压迫下,藏有无比的反抗力量,政治上都能顾及百姓的利益,可是和平的时间一长,统治层的奢侈习气一代更甚一代不可抑制地膨胀。难道是后来的官僚们不懂得治理国家要长治久安,必需爱护百姓的道理吗?恐怕不是这样,那些众多的县令、巡抚、刀笔吏们都读过圣贤书,受过正统的治国教育,应该说道理人人懂。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一代比一代更无视百姓的利益呢?在朝庭皇帝的意志不可违,他的需要不可违;在地方,长官的意志不可违,他的需要有人逢迎。老百姓只能顺从,没有发言权,不可以监督政府。严重的腐败风气一但形成,便很难根除,参与腐败的人不是一人两人,而是一张网,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,那些人借腐败而富,以腐败为生。这样官僚们的贪欲,一代又一代不可抑制地膨胀着,直到统治层的利益与百姓利益之间的平衡关系被彻底打破,造成社会动荡,血流成河,又才迫使后来的统治者重新调整与百姓之间的利益关系,或是打着“爱民”的旗号实行家天下的封建统治,这确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悲哀。故为政者当以民为本,重在治贪,有效的社会监督是基础,强有力的法治是治国安民的保障。

        在今天,那伤痕累累的城墙,一串悲壮故事,几座坚实的炮台,四个城门,遗留的慰文书院和十几块古碑,引来不少文艺骚客和游人佳宾,是迷恋旧墙古道?或是追溯历史由来?成为当地人欲知而又无法知晓的问题。而古城中人不论是苗族还是汉人,都很热情招呼着往来的远客。笔者坚信,随着三板溪电站的建成,柳霁古城将成为仰阿莎湖湾上一道文物景观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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